我的老家在湖南澧县的一个乡村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家家都很穷。村里老百姓除个别人家是瓦房外，大多数住的都是低矮的草房。我们家人口多，姐弟四个，还有爷爷，全靠父母挣工分来养。打我记事起，家里几乎年年超支。父母起早贪黑，一年忙上头，过年时生产队里分的那点猪肉，都没有钱领回家。我们姐弟的衣服，常常是老大穿了老二穿，一个传一个。刚上小学时，我穿的是姐姐穿过的花棉袄，为此和妈妈还闹了好久。

　　父亲是地道的农民，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人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连三十、初一都没有”。他心灵手巧，年轻的时候，学过京剧和二胡。由于家里穷，没有钱买二胡，他就自制了一个。竹筒，木杆都是就地取材，蛇皮也是自己抓蛇扒皮晒制的。到街上买了两条胡线，经过一翻摆弄，就真做成了一把二胡。虽说非常粗糙，但拉出来的声音，跟街上卖的二胡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

　　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神州大地的时候，被禁锢了多年的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活跃起来。每到春节，劳作了一年的人们都闲下来过年，而这段时间却是父亲最忙的时候。为了给我们姐弟几个挣学费，他和村里的搭档一起，走村串户，拉拉唱唱，给父老乡亲拜年，送上节日的祝福，换来一点脸面钱。我们姐弟几个每学期的学费，全靠他这几天的收入了。在父亲他们心里，并没有什么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之说，有的只是为生活的奔波。父亲每天都很晚才回来，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出发了，这样的日子常常要持续到初七八。后来，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家里的光景也并没有很快好起来。每到春节，父亲仍旧和搭档一起，给父老乡亲拜年。穷困的日子似乎很漫长，伴随我的成长，小学，初中，高中，父亲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就没有在家过个春节。好在我和哥哥读书成绩都还不错，每年都会得到奖状之类的奖励，给了他莫大的动力。在年复一年的“卖唱”中，渡过了艰苦的10年。

　　90年代初，哥哥考上了军校，是免学杂费的。我随后也考上了大学，在校勤工俭学，帮家里减轻了些负担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农村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。当电视、DVD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，老百姓对那种卖唱式的拜年方式也没有以前那么热衷了。在我们的劝说下，春节时父亲终于不再挨家挨户的给人“拜年”了。农闲时间，父亲偶尔拿出自制的二胡，自拉自唱，自娱自乐，或是几个同行中人切磋技艺。遇有农家嫁娶迎亲，添丁祝寿时，便应邀去助助兴，热闹热闹。那把粗糙的二胡，大部分时间，都孤零零地挂在父亲的床头，似乎越来越陈旧了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，由于哥哥和我都参加了工作，有了点积蓄，便一起凑了些钱，在城里买了套房子。我们家也从乡下搬到了城里，那把陪伴了父亲多年的二胡，被他带到了城里。刚来到城里，没有了伙伴，没有了农活，忙惯了的父亲有些不怎么适应。不过，很快就在公园里遇到了很多同行中人。因此，每周都有几天，父亲会带上他的二胡，和一帮京剧票友，到公园里拉拉唱唱，休闲娱乐。几次和家里通电话，母亲都抱怨说，你父亲现在经常整天泡在公园里，有时中午都不回家吃饭，有时甚至很晚才回家。我却很高兴，儿女们都不在身边，父亲总算是有了精神依托。今年春节回家，父亲说，他新购了把二胡，原来的那把二胡太陈旧了，该退休了。是啊，三十年了，它的确老了。它完成了它的使命，静静地躺在一隅，仿佛无言地诉说着它曾经坎坷而又辉煌的故事。

　　同样轻扬的二胡声，不同样的主旋律（原为谋生手段，现为享受生活），非比寻常的农村变革！（左杭州）

　　此文在央视网网尚文摘栏目“印迹?30年——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流行全记录”大型专题征文活动中荣获纪念奖